胡汉麟嘉三年，也即晋建兴六年，五月，石虎、张宾、程遐、张敬等文武一百零四人上疏，请求石勒称王，石勒西面而让者五，南面而让者四，百僚叩头固请，石勒方才勉强许之。
遂赦殊死以下，并均百姓田租之半，赏赐孤寡、孝悌、力田及死义之孤谷、帛，大酺七日。复依春秋列国、汉初诸侯王每世改元之旧制，改称赵王元年，立宗庙，于襄国营建东西宫阙。
更改官制，加张宾大执法，位冠百僚之首。以张敬、裴宪为左右长史（刁膺已于不久前去世），程遐、张屈六为右左司马，石虎为单于元辅、都督并州军事，蘷安、孔苌、支雄、呼延莫、王阳、桃豹、逯明等为骠骑、车骑、卫等诸大将军。
长史以下，设五部执掌政事，由傅畅、杜嘏、任播、崔绰、崔濬为掾；司马以下，设三部执掌军事，以续咸、庾景、吴豫为掾……
消息传到长安，裴该细览王贡的密报，不禁莞尔，心说石世龙你这一套跟史书上记载的不尽相同啊，竟然还军政两分，各析其部，任命其掾……这特么不是跟我学的么？你交版权费了么，抄袭得倒是挺快啊！
《晋书》中对于石赵初起时的官制，记载得非常混乱，但由此亦可看出，整个架构非常粗疏，真正在政权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只有二人：一是张宾，为“大执法，专总朝政”，二是石虎，为“单于元辅、都督禁卫诸军事”。但在这条时间线上，很明显石虎被赋予了并州的方面之任，暂时无缘再统领禁军了。
至于张宾，虽然仍被任命为大执法，位居百僚之上，但并不直领各部之事，仿佛以晋官制而论，身为上公，却并不领、录尚书事，无疑权柄大削，必不能“专总朝政”。以其名，就其任来看，张孟孙除辅佐石勒，为首席参谋外，日常主要负责监察工作，兼理诉讼。
根据王贡的奏报，再联系自己前世读史所得，裴该多少有些欣慰地看到：我这个小蝴蝶翅膀的煽动，貌似导致石勒之信张宾，不如原本历史为甚了。但即便如此，想要如程遐所愿，彻底扳倒张宾，仍属任重而道远。
其实在前一世，裴该对张宾并没有太大恶感。所谓十六国时期三大辅佐胡主的中原谋士，王景略自居魁首，裴该深为钦敬；崔伯渊敬陪末座，死得咎由自取；而张孟孙位在两者之间，其智可佩，其德……也就那么回事儿，说不上是好是坏。终究身为晋人而仕胡主，不能导石勒真为中国人，甚至不能止其杀戮，是应当加以谴责的；然而基于时流和历史局限性，似乎也不必太过苛责。
就好比身为后世的文明人，你自然应当反感野蛮时代的吃人风俗、活祭习惯，但直接站在道德高度谴责古人，那就未免过份了。
裴该对张宾的观感是在不断变化的。初入此世，得见宁平城中的尸山血海，接触到晋胡相争的惨怛现实，他当时急切地想要干掉张宾，以免石氏按照原本历史发展壮大。但继而自己北伐成功，又在关中站稳了脚跟，乃知即便以张宾之智，也终非无所不能——只要自己的实力够强，足以碾压羯势，则石勒、张宾再有能耐，又何所畏惧啊？
既然如此，那么是否扳倒张宾，也并非当前急务了。
可是再一想，却仍然希望能够干掉张孟孙，不让他再如同原本历史上那样，正常老病而死，只有这样，才能警戒世人——附胡依羯，就是这种下场！
只是如何才能干掉张宾，裴该也无良谋，只得暂且交给王贡，让那“毒士”去具体筹划吧。
就目前而言，裴该非常好奇，平阳方面接到石勒的上奏，说自己已称赵王，会是怎样的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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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贡因为布间于襄国，故此最先得到消息，随即快马传报裴该；而石勒遣往平阳的使者，当然不可能走得那么快，则平阳君臣，对于石勒称王之事，尚且懵懂无知。
至于刘粲在临汾、绛邑之间，自然得着消息就更晚了。
这数月之间，刘粲于平阳郡南部收拾败兵加新募士卒，又重新聚拢起了四万之众。他每天吃住在军营之中，督导训练，以待时机好北归平阳，铲除刘曜。
平阳的刘聪已经遣人秘密送来了讨伐刘曜的诏书，但是声明时机未到，要刘粲、刘骥兄弟继续隐忍——“以待朕命。”刘士光椎心泣血，励精图治，整个人变得更加阴郁而暴躁。倒是其弟刘骥，也陪着兄长每日练兵，腰腹间的脂肪竟然逐渐变薄，隐约复归了几分昔日的风采。
刘粲因应周边形势，分别向洛阳、解县和晋阳派去了使者，前两处是去约合的，后一处则是求取援军。
他给洛阳晋廷开出的条件，是待自己复归平阳后，即归还河内郡与晋怀帝的遗骸，然而晋方因祖纳之议，缄口不言，并不肯做出明确答复。遣使到解县去，刘粲以胡汉皇太子、大单于的身份，拉拢甄随，说只要你不紧逼，等我复归之后，即拜为单于左辅、冠军大将军，封河东郡公。甄随见信之后，二话不说，直接毁书斩使。
但是基于洛阳和长安双方面的严令，甄随也只得暂时止步不前，不继续向河东北部诸郡挺进。他命姚弋仲整训士卒，自己每日不是置酒高会，就是跑去吕静处酣卧，还对吕静发牢骚说：“刘粲这软蛋，人既拘其父，便该拼了命直往平阳去相救，他却只知练兵，一连数月，全无举措。身处方寸之地，能得多少粮，养多少兵？如何练得出来啊？白让老爷跟这里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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