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弼愕然，郑朗言语同样激烈如此。
他想法是错的，郑朗不是不进直言，与某些君子相比，区别是就事论事，从来不胡说八道，强邀直名。
以前他与赵祯在一起时，也说过一些激烈的话，是讲道理，赵祯才重视之。若全部是好话，媚言，以赵祯的贤明，还能看重郑朗？
再者与其他直臣不同，这些话全是背下说的，反正是直言进谏，何必非要扯开喉咙向天下人说，我是一个直臣，看，我居然说了这么大胆的话。那成了什么，戾气！进谏是说给皇帝听的，不是说给天下人听的。
赵祯也给郑朗面子，将他的话记录下来，为郑朗辨解。
很搞笑的一件事，一个臣子的清明，反而需要皇帝为他留下证据，向臣子辨解。
但并不搞笑，正是君臣相宜的一种表现。如同郑朗花钱买地，是国家的地，居然从百姓手中出重金购买之，在封建年代何其不易，可正是爱民的一种表现。
富弼不知道内幕，在他心中认为郑朗是温和派，那就是错了，不是不激烈，未到激烈时……
孙内侍在宫中却听说很多，不以为奇，尴尬地说：“郑知府……”
“我说重了吗？陛下爱民爱臣，臣身为陛下的臣子，是一种幸福，可一旦小仁小爱，后果就是边境数十州千家哭，万家悲，以后财政会陆续吃紧。并且臣索性再向陛下说一件事，元昊非是昔日李德明，兼并吐蕃一些部族，河西走廊，回鹘，几十万遗留在沙州的唐朝汉民，眼下能抽出五十万以上的军队与我朝作战。当时李继迁仅有十几万战士，我朝吃力，不但血战，还辅以禁榷场，断贸易，导致李继迁诸部不合，再搭上灵州、盐州等地，才换来的短暂和平。不知道此时元昊拥有五十万甲贲，我朝又要割上多少州，或者整个关中。让元昊消化下去，然后再搭上多少州，或者整个准北，南下江南，来做一个李后主与陈后主？”
“五十万？”
“我是说少了的。对军事，臣不大懂，你对陛下转告，以后不要再问臣，该说的臣早说了，以后要么准备开战，即便陛下忘记他是中国之主，是宗主，不惜中国之威严，苟且偷安，也要打了再说，否则都和不起来。狼是很难喂饱的，求了和，是让他休息一会，元气恢复过来，再打我们宋朝，西北好不起来了。要么施一些威吧，否则战败无罪，会死很多人，会战一次败一次。”郑朗靠在石栏杆上，闭上眼睛，不想说了。
让他开金手指，西北人选只有数人，最好的是王德用。
又与朝廷制度不合，一旦武将打出功绩，立即回朝养老，到真正老的时候，才能进入西府，那到顶了，但只要进入西府，休想再率领大军作战。
还是好的，往后武将想指挥军队都不可能了，只能是文臣，太监。
瞎指挥的。
自己推荐王德用，是自找没趣。
要么是范仲淹与韩琦，西北表现好的两个文臣，但眼下他们未必能清楚认识西北的危害。况且二人也未必能真正建功，范仲淹只知道修堡砦，没有实战大胜证明，韩琦真说起来，指挥失误，也是吃了败仗。
将范雍换下来，自己没有证据，即便换下范雍，换其他文臣上去，是一样的。
这种束手无策的感觉，让他感到很糟糕透顶。
努力赚钱吧，多赚一些钱，国家有了经济，就能提供更充足的后勤供给，作战时效果会好些。
孙内侍不敢作声，来的时候赵祯关照过，一定要说清楚，要问清楚。
“还有其他策略？”
“元昊必反，杀郭劝！追封嵬名山遇！为开战做准备！”
“郭知州是士大夫。”
“士大夫也要杀，孙子怎么说的，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事关到国家存亡之道，郭劝犯下如此严重的错误，还不杀，杀什么人？要么对陛下说一声，臣将杭州关押的数名死犯全部释放吧。比起郭劝的罪孽，他们简直不算罪了。或者臣用钱买郭劝的人头，明年若臣策成功，以后每年可以为国家带上几百万贯，甚至上千万贯的收入，用这些钱换郭劝一个人头，不然边事，臣永远不会过问，也不会发一言。说到此了，我不想再说。”
富弼拽了郑朗的衣袖。
郑朗不客气地说道：“富兄，我知道你与郭劝是朋友，我与郭劝也认识。但私情不能带到国事上，若有一天，我犯下这样的重大错误，也主动寻死，以谢天下。汉朝时李广仅误军期，以军法杀之。郭劝有什么功劳？难道夸夸其谈也算功劳吗？若不是富兄戾气不重，还知道以国事为重，吏治有为，作为你们那群君子党们，我也会看不起，甚至会想方设法将富兄排挤出杭州，以免耽搁我的大事。”
富弼哑然，何来如此大的怨气？
孙内侍道：“二位不用争，我来还有另外两件事。”
这件事他知道的，包括皇上在内，都有些理亏，而且皇上此时在宫中十分后悔。更明白此时郑朗的心情，说了那么多，国家一点反应也没有，事情发生了，恼怒不用说了。
“说。”
“范仲淹在江东的事，你听说没有？”
范仲淹到了江东，这个圩朝堂也在吵，各有争执，郑朗树了一例，关健没有能吏，虽是样板，但许多方面其他的大臣或是德操不够，或是才能不够，除极个别的知州做得稍好一些外，大多数州府为了圩在争吵不休，有的吵得厉害，迫使知州将修的圩停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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