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保吉不知道究里，看到四字后，说道：“陛下，谁要谋反？”
“不是谋反，是国家亏空了有三亿，三亿哪，仅四年时间。”赵顼说完，烦恼地抱着脑袋，痛不欲生。
“三亿啊，”邓保吉也傻了眼，又说：“怎么亏的？”
这个答案才是让赵顼最郁闷的地方，不能说，不仅是两府的错，他父亲也有错，并且过错还十分严重。这好比一户人家，老子有钱，儿子享福，老子没钱，欠下一屁股，做儿子的只能乖乖的偿还，能说老子什么？
邓保吉还在挠头，他想不通，三亿哪，这是多庞大的数字，大半天后，道：“陛下不对哪，前几年国家每年还能盈余四千多万缗……”
这里外一合，那就是一年生生亏了一亿多。
“不要再说了，”赵顼喝道。
邓保吉退下，立即起身去郑州，明白了，真是如此，皇上不喊救命才怪。
郑朗看到四个大字，抬头问道：“邓内侍，是否因为财政？”
“还是郑公聪明，”邓保吉道，聪明人就是聪明人，自己看到皇上写这四个字，还以为有人想加害皇上呢。
“财政如何？”
“郑公，我也不知道，只听皇上说国家亏了三亿，”邓保吉陪着万分小心地说，国家亏空这么大，更要倚靠眼前这个名臣。不敢不尊敬的。
“三亿？”
“可能还会更多？”
郑朗凝眉，他知道不可能几千万的，但这个数字也出忽他的意料之外。沉思了好一会儿，当然，不是为财政着急，去年宋朝财政危机已经波及到普通百姓。
赵祯死的时候，万人空巷，为之哭泣。赵曙死的时候，老百姓在京城继续放鞭炮，过春节，喜气洋洋。就差一点提着鞭炮在皇城前放了。
这是表面的现象。
内部也在伤害宋朝经济，能被“借”的富户以二三四等户为主，也就是手中有一些钱但无权无势的中产阶级。也不能说宋朝做得不好，中国几乎大部分时间内都在伤害着中产阶级，贫困百姓即便压，也压不出什么钱来。因此到了二三等户时，便开始想方设法敛财，钱越多势越大，反过来能对自己进行有效的保护。或者榜下捉婿，捉来一个好女婿。
但这些非常出支出到什么地方去了？一部分是浪费，主要通过各个渠道还于各个权贵手中。
这会使宋朝经济离他构想中的健康经济越来越远，贫富分化更加悬殊。
史上赵顼与王安司如何解决这个难题的，郑朗不大清楚，毕竟许多非常出支出乃是被皇宫与赵曙亲自挪用了。这笔账永远是不可能公开的。并且一部分“借款”大约也不会还了。
但宋朝最不可信的就是神宗朝的历史，反反复复地篡改，不但篡改，还公开地篡改，以致哲宗上台后，看到宋神宗实录怒斥黄庭坚与范祖禹，二人答道传闻而。哲宗又斥：文字已尽见，史臣敢如此诞慢不恭？你们修实录，不看已有的文字，为了贬斥俺老子与王安石，居然只听传闻与臆测修史，是否做得太过火？
因为韩琦与欧阳修皆是反变法派，许多失误之处，为后来士大夫隐去。
认真的查史书，还是能找出一点的，例如仅治平二年就亏空了近一亿两千万，赵顼与王安石逼得变法敛财，韩琦罗里罗嗦，王安石一怒之下，将他写的奏折一一陈列出来驳斥。
气的。
欧阳修下去了，不甘心，在下面搞事，小报告打个不停，可是赵祯一直没有理他。
因此这段历史很模糊。
借鉴的意义不大。
与史上相比，此次因为自己推动，发作得快，规模更大，但时间短，对民间有伤害，还没有造成极其恶劣的伤害。一切能来得及，想到这里，看着邓保吉说道：“已经是新君即政了。”
“郑公，我明白的。财政败坏，主要就是中书有失。”邓保吉谄媚地说道。这是一个表态，俺与韩琦不是一路子的人。
郑朗还是盯着八个大字，说道：“我写一份密奏，你将它带回皇宫，除了皇上外，不能让任何一人知晓。”
“郑公，放心吧。”
郑朗开始救赵顼的命，但先写另外一件事，让赵顼会见并重用外戚李遵勖的孙子李端愿，最好让他看守好宫内外禁军。
邓保吉惊讶地说：“还真有人想对陛下不利啊？”
“非也，”郑朗道，邓保吉问，正好让他带话，毕竟就是密奏也要存档的，奏折上不好写，道：“唐朝有几十万天下无敌的甲兵，明皇仅率几百家奴便一举将韦庶人、安乐公主与上官婉儿拿下。因为甲兵在内，宫闱事发突然，鞭长莫及也。我朝若有人想谋反，却不容易，西府有权调兵，手中却无兵，三衙手中有兵，却无调兵之权。即便西府与三衙意见一致，还要两制诏书通过。然此一时彼一时，制度这几年多破坏了，几位朝堂重要言臣仅是一封草书，就敢罢免。非常之秋，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郑朗倒也不怕邓保吉学习张演（杨亿的妻弟，寇准准备立赵祯为皇太子，正是此人酒醉泄露），这个黑洞放大出来，随便那一个太监也不敢站在韩琦那一边。
“郑公，我明白了，”邓保吉郑重地说。
理论上宋朝的冗琐制度，已经让大臣无法谋反，但也不大好说的，韩琦与文彦博暗中沆瀣一气，又皆在西北领兵多年，三衙许多将领皆出自二人帐下，原先还有一个两制草诏，现在连两制都不需要同意，中书就敢强行下诏，若韩琦不诡，什么事都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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