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朗做法有些偏颇，不能将所有罪过一起归于韩琦与欧阳修。
但对富弼的口胃。
晚年富弼闲居洛阳时，宁肯与以前政敌王拱辰裹在一起，都不愿与欧阳修来往，对韩琦更不用说了。隐约已经明白郑朗一些想法，不仅是倒韩琦倒欧阳，也是一部分，只要对赵祯恩情仍怀念的大臣，对韩琦与欧阳修就不会产生任何好感。
出现这个大黑洞，两种做法，第一个皇上与执政大臣吃一个闷亏，替赵曙与先执政大臣挡下来。第二个就是捅开，但捅开了，总要有人抵罪的，要么是赵曙，可能吗？
即便一千个不愿意，一万个不愿意，也不可能让皇上老子顶罪。韩琦与欧阳修只好生受了。
仅是一部分，郑朗还不至于不顾国家，而一心公报私仇。
不知道郑朗有何用意，小心地说道：“陛下，解铃还须系铃人。”
二人从中午谈到傍晚。
外面诸多大臣议论纷纷，然而诏书一下，又有许多大臣产生了失望。诏命富弼为集禧观使，这个集禧观乃是宋朝京城第一大观，原先被一把大火焚烧，后来重建，此职与集禧观无关，仅是一个表示很尊贵的虚职，也就是希望富弼定居京城，以便随时请益。
可能是赵顼怕韩琦产生什么不好的想法。
可能是这番对答，让赵顼略有些不满意。
但会谈过后，赵顼立下诏书，询问郑朗。
隐约于诏书里就说到自己与富弼的对答，抱怨富弼略过保守。
三月桃花开。
郑家庄还在扩张，又增加了三百多户。
但郑朗几乎闭关了。
整天盘坐，富弼说十年，他不可能等到十年的。
正好赵顼诏书到，郑朗写了回奏。一说富弼，之所以推荐富弼，是学富弼的稳重。急能解决问题吗？而且富弼说得不对？本来财政困难，若是皆知道皇上想敛财，下面的官员为取悦皇上与执政，会加倍敛财，苛政于民，本来因财政百姓生活渐渐向不好的方向发展，甚至南方因为官府逼迫，导致更多百姓向赋税更轻的两广迁移。若是为了财政，苛征于民，与现在的财政溃烂有何区别？越是在这时候，作为人君，越不能提钱帛二字。那怎么说呢，说问题，说弊端。
是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间的区别。但不能说不起作用，一个百战百败与一个百败百战，听上去效果截然不同。
然后写到这个捅。
捅开了会捅出一个巨大的马蜂窝。
但不捅怎么办？
郑朗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只有将它捅开，下一步才好安排。但也没有想到这个黑洞有这么大。
然后说捅的方向，不能诏布天下，那么对先帝名声会有妨碍。只能将两制两府大臣聚集，进行商议。不诏布天下，也不能将它再藏着了，藏下去会出更大的问题。
又隐约地说了一件事，陛下要想用如何用人。
你准备换两府大臣，可那些人顶上去，有没有想好。只有想好了顶替人选，还要对你保证忠心，才能使国家顺利过渡。
又写了另外一件事。
宋朝祖宗家法，一防权臣与武将篡政，不能说用心不好，自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五代十国，民不聊生。二是重视民生，防止贪污腐败，因此层层架空叠加，其次层层分权掣肘监督。
但真正起到监督作用，非是架空掣肘，而是施政的透明化。比如财政，若是一年一公布，会不会留下这个大黑窟窿。
写的就是这些。
其实若真正将施政透明化，一些伪民主机制也就出来了，再加上一些诱导，全民觉醒，与宋朝本身二位“祖宗”制订的一些伪民主体制结合，那么以后赵佶与蔡京之流便难有生存的空间。
但有一个前提，这些制度也要使它慢慢变成所谓的祖宗家法，当成以后执政者的执行标准。
这就要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盛世王朝，盛的程度要超过仁宗时代。
面对这样的盛世，任何人都不得不低下骄傲的脑袋，那么这些制度与思想，包括他的儒学，就能成为一个标准。
犯忌讳的，不能深说。
中使带着奏折回去。
崔娴说道：“官人，又不能安份了。”
丈夫的命运，让她犹豫，当然渴望丈夫拥有更多的权利。不过一旦拥有了，丈夫又不能象眼下这样，过着舒适的生活。
郑朗答道：“娴儿，不急，就是想让我回去，也不易的。”
赵祯一死，友谊没有了，剩下的一切就看得淡。他所宣传的忠君，非是忠君，内心处实际是忠于这个国家与民族。也不能说的。
赵顼看到郑朗的奏章，明白了，几年前就托崔娴带转的话，要学习各人的长处，融为己用。这是郑朗要自己学习富弼的温和之气，以便象仁宗那样成为一个仁君。
明白得似是而非，想做赵祯，可没有那么容易的。首先赵祯低调得让史书忽视，几乎让后人产生误解，赵顼能做到吗？
但另一条让他注意。
郑朗在提醒他，培养自己的班底。培养了一个，王陶。但还是不够，最少得能进入中书。默想一下，有一个人，张方平。还是不够，思来想去，又想到另外一个人，吴奎。
于是将吴奎了进来，与他语追尊濮王事与汉宣帝有何异。
吴奎不客气地答道：“是，汉宣帝是尊生父为皇考，但陛下有没有想过，昭穆二帝为君不当，汉宣帝又乃是霍光所立，与仁宗能相比吗？仁宗一是先帝真正皇亲，二赐于先帝天下，此乃天地之恩，岂可相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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