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以前的江宁府署官吏及府军将领，若有胆回来，也都是清理的对象。至少永兴帝弃江宁西逃时，这些人是安排来留守的；六部等中央官员，还可以说受命护驾西行。
此外，林缚对江宁府军在武备上还进行严格的限制，军械以棒棍盾矛、皮质合甲为主，弓弩手比例降到一成以下，禁用扎甲、八斗弓弩以上的武备，将江宁府军限制在治安部队的定位上。
决定好这桩事，政事堂这边就直接行权宜之计，以太后的名义用印，签署告身，由张玉伯、陈恩泽、藩季良召集将领以作训示，争取以最快的时间，将城内治安事务接手过去。
林缚午时离开政事堂，返回陈园，张玉伯拿了印信、告身，也由陈恩泽率部淮东军一队精锐到江宁府衙主持事务，留黄锦年在政事堂跟元鉴海商议后来的善后事务。
午时休憩时，黄锦年占着西厢院，元鉴海、沈戎、元锦秋自然便去东厢房——情势也由不得元锦秋中立，他虽然袭了爵位，但是永昌侯府上做主的还是他在南阳的父亲元归政，他只是作为永昌侯府的代表，给强拉进旋涡之中，或许是他的父亲，或许是他的弟弟元锦生回来，都会立即取代他的位子。
“这彭城公手搂得还不算紧啊！”元鉴海感慨道，他对江宁府军的处置，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张玉伯要算东阳系官员，但也是东阳系官员里的另类，早年就不为顾悟尘所喜，淮泗战事之后，又只身与陈韩三同栖徐州城，徐州战事之后，又回江宁，与淮东的纠葛不深——这一点不单沈戎明白，元鉴海在崇州也有听闻。
张玉伯不算，淮东往江宁府衙里直接安插的人手，就只有陈恩泽一人能算嫡系，藩季良是前相陈西言的幕僚，是江南士子，要算吴党一系，此外府军将领又都选自原府军及御营军，应该更忠于帝室。
沈戎却是摇头，但也没有细说什么。
元锦秋心里明白，都说太后是个极厉害的角色，但看她在来江宁的途中，一定要将沈戎拉上船，就可知一斑——要仅仅是海陵王，淮东挖个坑让他跳进去，他也很有可能觉察不到。在永兴帝弃江宁而走之后，御营军没有崩坏的这部分人马，绝大多数都是有家小在城里的，算是标准的地方子弟兵，所以在危亡之际，才能坚持没有散掉。
江宁府军未散的那部分人马，许多人都是淮泗战事时从江北岸流难到江宁的东阳流户子弟，受林缚、顾悟尘之惠在江宁落户募为府军将卒，又长期受今日为淮东系将领柳西林的直接辖管——张玉伯其时在江宁任左司寇，也算是他们的顶头上司，故而在紧急关头，这些人才紧急聚到张玉伯的府中。
这部分人即使还不能算淮东嫡系，但也不会危害淮东的利益；张玉伯只能算是另类。
说起未散的御营军三千人马，也有许多家小没能及时避入皇城而家破人亡的，他们怎么可能会继续对弃都而逃的帝室效忠？
再者，这些家小都在城里的御营军将卒，绝大多数都是脱胎于原江宁守备军。
这些年来，任江宁守备将军者，秦城伯、李卓、程余谦三人也。真正受底层将卒拥护的，秦城伯、程余谦二人甩几条街都追不上李卓——接受李卓政治遗产的不是旁人，正是彭城郡公林缚。便是李卓向来信任、在治江宁期间也依重来主持军务的高宗庭也是林缚身边最重要的谋臣。
危急关头，皇城又是高宗庭与赵虎率淮东精锐所守，谁有资格跟淮东争着拉拢这部分御营军将卒？
海陵王要是以为拉拢程余谦就能控制新编后的江宁府军，那就太小看淮东的能力了。
藩季良是陈西言信任的幕僚，陈西言又素来跟淮东对立——这在永兴帝弃江宁西逃之前不假，但现在藩季良是什么心思还真难说。陈西言关键之时，同意淮东精锐进来协守皇城，何尝又不是陈西言对淮东、对现实的妥协？
吴党最重要的势力之一，海虞陈家都已经公开投附淮东了，指望藩季良还忠于帝室，多少有些乐观了。
海陵王看不到淮东隐藏在背后的虚实，但沈戎的眼睛很尖锐。很可惜，淮东的安排也叫沈戎难以提出反对意见来——太后及海陵王在江宁能用的人手太少了。
有些位子一定要紧急去填满，才能让局势安定下来，太后与海陵王没有能用的人手，自然无法阻拦淮东安排自己的人手。
战事虽短暂，但给民众带来的痛苦是深刻的、痛彻心扉的；旧日在猝然间搅得面目全非，想要恢复正常却是极困难的——数十万战急流民且不说，就是江宁城里十五六万的城坊户、七八十万口人，每天所消耗的米、炭等物资都是天文数字。
这几天来，淮东军控制江宁城，林缚下令在城内外各设开设粥场六十余处，每天从淮东军补给里挤出三千石米粮以济饥民，但江宁城在收复后短短三四天时间里，粮价还是飞速上涨到十两银子一石糙米的程度。
江宁城在寒冬对石炭的消耗也是极大，淮东在此之前虽然有所准备，但当世极少人有官员能够将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管理得妥妥当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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