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久保利通。
关卓凡的脑海中，翻书一般，将这个名字在本时空、原时空的重大事迹，一桩一桩的过了一遍。
翻过最后一页，合上书，他微微的透了口气。
必须承认，大久保利通是这个时代最顶尖、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即便考诸全世界范围，能同他比肩的，也只有俾斯麦等寥寥数人——这样的人物，一个时代里，“即便考诸全世界范围”，基本上，一两个巴掌就数过来了。
原时空，同时代的中国，没有这样的人物。
为了听起来更顺耳些，也可以换一个说法——“大久保利通是这个时代最顶尖、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考诸全世界范围，足以同俾斯麦比肩”，云云。
反正，不论哪种说法，原时空，同时代的中国，都没有这样的人物。
本时空呢？
嘿嘿。
还有，不论哪个“比肩”哪个，同时代泰西政治人物中，号称“铁血宰相”俾斯麦，正正是大久保利通最为激赏的一位，不过，如果认真论起“铁血”，大久保的“铁血”，其实远在俾斯麦之上。
俾斯麦只对敌人“铁血”；大久保呢？敌人不必说了，敌人之外，对朋友、甚至对自己，他一般是“铁血”的。
大久保利通有一位最好的朋友，叫做有马新七，“精忠组”就是二人联手创立的；在政治上，有马新七坚持激进的“尊王倒幕”，大久保利通随侍岛津久光进京，推动“公武合体”，有马新七打算趁此机会，袭杀佐幕派公卿，以逼迫藩主倒幕。
有马新七如果得手，自然要坏大久保利通“公武合体”的好事，他劝说有马新七罢手，有马新七拒绝，大久保利通便“断然处置”，派兵杀死了有马新七一行人等，并声言，“芬兰当户，不得不锄。”
这是对朋友“铁血”。
对自己呢？
前文提及的“鹿儿岛炮击事件”，乃由萨摩武士在神奈川生麦村杀死、杀伤数名英国人的“生麦事件”引发，战后，英、萨议和，英国要求两万五千英镑的赔偿，大久保利通答应了，转头却要幕府替萨摩藩支付这笔赔偿。
彼时的幕府老中井上正直、板仓胜静都气坏了：我们已经因为你们搞出来的“生麦事件”向英国人赔了十万英镑，这笔两万五千英镑的小钱，还要我们替你们出？真当我们是冤大头？不给！
大久保利通声色俱厉：你们如果不掏钱，我就去将英国领事一刀砍了，然后切腹自尽，之后的麻烦事儿，你们自个儿慢慢的收拾吧！
井上正直、板仓胜静瞠目结舌：天下居然还有这种无赖？
可是，他们晓得，这个大久保，是个说到做到的角色，这个险……冒不起啊！
只好捏着鼻子，替萨摩藩出了这笔钱。
名义上，这两万五千英镑是萨摩藩向幕府“借”的。
当然，时至今日，好几年过去了，萨摩藩没有表示过任何还钱的意思。
这是对自己“铁血”。
不过，大久保利通虽然确实是个“说到做到的角色”，可是，他的“铁血”，绝非简单的血气之勇，其每一次出手，都经过了精确的计算，务求一击即中——大久保利通是从不做没有把握之事的，更不会如某些热血志士那样，“知其不可而为之”。
譬如，“二次长州征伐”之时，轩军向京都进兵，大久保自知实力不及，无法正面与抗，于是当机立断，脚底抹油，留下长州一家坐蜡，终致“若狭湾之变”。
同时，大久保利通也不是单纯的“权谋之士”，一方面，他不肯“知其不可而为之”，另一方面，他亦“有所为，有所不为”。
譬如，“二次长州征伐”之前，关卓凡曾经建议幕府，许萨摩藩以“封建”，以达到分长州、萨摩二雄藩而治之的目的，幕府遵嘱行事，岛津久光亦为之心动，但是，大久保利通激烈反对，岛津久光只好打消了自立为王的念头。
大久保利通虽受岛津久光厚恩，却并不自居岛津家奴，他是另有大志之人。
这个“大志”，便是他自青年时便念兹在兹的“勤王改革”。
“公武合体”于大久保利通，只是分幕府中枢大权的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还是“勤王改革”，也即追求日本整个国家的强盛，这一层，“勤王改革”也好，“勤王倒幕”也罢，其实殊途同归。
不同的是，大久保利通做事，极善审时度势，不会像高杉晋作、桂小五郎那样一竹竿子捅到底，当幕府还有利用价值，或者说，火候还没到的时候，他就力推“公武合体”；当幕府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已成为他的“勤王改革”的障碍时，或者说，火候已经到了，他是说翻脸就翻脸，说“倒幕”就“倒幕”的。
大久保利通的“大志”，要靠壮大萨摩藩来实现，因此，绝大多数情形下，岛津久光和大久保利通的利益，是一致的。
可是，也终有拢不到一起的时候——譬如，上面提到的“萨摩封建”。
这个时候，大久保利通是绝不会曲从岛津久光的，要“曲从”，只能岛津久光“曲从”于大久保利通；若岛津久光始终“执迷不悟”，则大久保利通的“铁血”，就有可能泼向他的主公了。
毕竟，在大久保利通的心目中，摆在第一位的，是“日本”；“萨摩”，只能排到第二位；别的，譬如朋友什么的，更加等而下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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